要明確何謂辨證論治,首先從證的概念說起。“證”是“証”的簡筆字。“症”字,在《辭海》裏註為“証’的俗字。在《康熙字典》裏找不到症字,可見證與症,其原來的含義是相同的。後來在許多中醫教科書裏,為了進一步明確概念,將二者加以區別,認為證是證候,症是症狀。證候多指患者的各種症狀和體征,如發熱、咽喉痛、頭痛、惡寒,脈浮數、舌尖紅苔薄白,腹痛拒按等等,因而又是個證候群,而其中的發熱是個症狀,頭痛也是一個症狀,而腹痛拒按及脈、舌等也分別是症狀。
我認為證字,是指證據。它包含了患者當時的各種症狀、體征和產生病變的病因、發病條件,甚至包括病情的發展和變化等等實際情況。診治疾病就像審理案子一樣,必須拿到各種證據,才能進行正確判斷。因此,所謂辨證,就是收集患者的各種症狀、體征、脈、舌、病因、變化過程等等情況進行分析歸納、辨別,從而作出正確的診斷。所以,辨證就是如何認識疾病,是一個必須應用中醫的理論來進行分析、辨別、歸納的過程。這個過程稱做理。所謂論治,是根據辨別診斷的結果,包括其病因、病機、部位等,制定出治療方法,這叫做法。然後根據這方法再進行選方用藥,這個過程稱做方藥。
中醫診治疾病,必須具備理法方藥。例如,張某,36歲,某公司職員。於2000年12月21日發病,其主訴是咳嗽半個月。患者于半月前不慎著涼,出現咳嗽咽癢、咳痰色白起泡沫,惡風,每遇吹風咳嗽加重,伴有頭暈頭痛,咽喉不適,飲食欠佳,胃脘脹滿,噯氣,身倦,舌淡紅苔白微膩,脈浮滑等證候。根據病人的病史,當時是冬天,氣候比較寒冷,不慎著涼,可推斷出病因是感受風寒引起,這是證據之一;但是否有風寒之證呢?從問診得知有惡風症狀,咳嗽於吹風以後和晚間加重,且咽喉發癢這是風寒為患的證據。而患者又出現頭重,納呆,噯氣身倦,痰白呈泡沫狀,舌苔白微膩,顯而易見,這些就不是表寒證了,而應屬於裏濕之證據。從以上證脈綜合得知為外寒裏濕證。治法當解表散寒,健脾除濕。方藥選止嗽散加蘇葉、藿香、神曲、茯苓、川樸等。
應當指出,在臨床辨證時,對患者的症狀、體征、脈象、舌象以及發病的原因,或者治療變化等都必須細心詢問和瞭解,證據一定要客觀、真實,不能有半點虛假,否則就會影響辨證的準確性,自然也就影響療效。
中醫的辨證包含了辨病與辨證型兩方面。這與喻嘉言在《寓意草》一書所言先議病後用藥是一緻的。實際上就是辨病與辨證同時進行。因為在辨病後必須明確其病因或病機、病位、病性,才能定出治法與方藥。這就是一種病何以有多條方子的原因,因為同一種病,在不同人身上,可因人的體質、年齡、性別,以及發病時間、季節等等的不同而異,也就是說有不同的病因和病機。故同一種病可有不同的類型,因而治法不一樣,方藥就肯定有差別了。
例如胸痹一病,其症狀有“喘息咳唾,胸背痛,短氣,寸口脈沉遲,關上小緊”。臨床上隻要見到胸背痛,短氣,伴咳或喘者,即可懷疑為胸痹,其基本的病機皆為“陽微陰弦”,但不能皆用栝蔞薤白白酒湯治療。原因是如上所說。如疼痛較重者,特別是伴有痰多不得臥,舌苔膩者,即原文“胸痹不得臥,心痛徹背者”,強調心痛徹背,則需加半夏一藥以化痰飲。而胸背痛不很重,隻出現“心中痞,留氣結在胸,胸滿,脅下逆搶心”者,即為氣滯痰阻,則又需考慮枳實薤白桂枝湯,或人參湯了。
餘在日常診務中,對於有胸部疼痛,疑為心絞痛,或肋間神經痛者,必當詳細詢問病因、發病時間、檢查結果等,再詳參其症、脈、舌明確其病因病機,而後定其治法,再處方藥。往往應手而效。如劉某,女,65歲,主訴胸部悶痛,每以夜間為甚,心電圖結果,有T波低平,ST段輕度下移,疑為胸痹,西醫為心絞痛,有缺血改變。詳詢發病,每以吃水果或以瓜果類食物時即加重,食欲不振,痰多胸悶,短氣乏力,舌淡紅苔白膩。知為胸陽不足,痰氣阻滯,治以溫陽通陽化痰行氣除濕。予栝蔞薤白半夏湯加桂枝及溫膽湯合方,水煎服,服4劑症狀明顯緩解,再診于上方加神曲4劑,諸症已愈,飲食、體力皆明顯增加,2周後復查心電圖缺血改變明顯好轉。
又一男性,朱某,54歲。1998年4月26日因事與人爭吵後,覺胸悶脹,時作悶痛,一日發作4~5次,於3~5分鐘後緩解,頭暈,口苦口幹,睡眠欠佳,多夢,飲食減少,短氣,舌尖紅苔黃,脈弦數。曾作心電圖示有缺血改變,診為冠心病、心絞痛。中醫為胸痹,屬肝鬱氣滯,鬱而化火。治與小柴胡湯加郁金、丹參、瓜蔞、薤白、枳殼。服4劑而諸症大減,共服10劑而痛消失。
同是胸痹,前後二人,其病因病機,症狀脈舌等表現各不相同,故治法方藥各異。由此可見,辨證論治乃中醫臨床治療疾病的基本法則,又是中醫的精華。早在《素問•陰陽應象大論》、《素問•疏五過論》等篇中對如何辨證論治,已經提出十分具體而全面的要求。故業中醫者必須熟悉和掌握這些基本理論和基本技術,方能應萬變,明脈理,有療效。臨床切忌一辨病即用藥,更不能以現代醫學的理論和病名診斷去指導運用中藥方劑,倘此則往往有百害而無一利,不但治之無功,有時甚至弄巧成拙,加重病情。
怎樣正確處理辨病與辨證的關係呢?每種病都有它的臨床特殊表現,包括症狀、脈、舌或發病部位等。臨床即根據這些特殊表現(或者特徵),對患者作出相應病名診斷,這稱之為辨病。如《金匱要略》肺痿病見脈數(虛)其人咳,口中反有濁唾涎沫,診為虛熱肺痿。而見咳逆胸痛,多唾濁沫,時時振寒,吐膿血腥臭,脈滑數等,則診為肺癰。見胸背痛短氣或喘息咳唾,脈沉遲,關上小緊,則診為胸痹病。辨病是中醫辨證中的內容之一。每種病都有其大緻相同的病因、病機、主證。凡是患此病者都有這些共同點,這就是所謂的矛盾的共性。肺痿患者都有肺陰虛兼氣虛和痰濁壅肺的特點;肺癰者都有痰熱癰毒壅肺的共同點。胸痹的患者皆有陽微陰弦(盛)的共同點,故皆可用栝蔞薤白以通陽宣痹。然而正如前面所言,同一種病在不同人身上,可因個人的體質、性別、年齡、居住地、氣候等等不同而病情有所區別,病機也可有異,故症狀亦有差別,這種差別就是矛盾的特殊性。根據自然辯證法的規律,任何事物、任何人都有矛盾的共性和矛盾的特殊性。例如甲、乙、丙,雖然都得了黃疸病,他們的共同特點(即矛盾共性)都是濕熱為患,郁於肝脾,皆以目黃、小便黃,皮膚黃為特徵。但甲有大便秘結,或不爽,口苦,納呆體倦嘔吐,舌邊紅苔黃膩,脈滑數等濕熱兩勝之象。乙則見短氣,納呆,腹脹,大便溏,倦怠,嘔惡,舌淡紅苔白膩等濕勝熱輕之表現。丙則現口幹口渴,便秘腹滿,小便短少,煩躁失眠,頭痛,舌紅苔黃,脈弦滑數等熱重濕輕等徵象。這些即為矛盾的特殊性和個性了。肺癰也有初期、釀膿期和潰膿期(即後期)等不同,也可有個體的差異,各種病都有這些差異。
因此,在這裏,病是矛盾的共性;證是矛盾的特殊性。筆者認為辨病是從患者的諸多證候中,通過分析綜合,找到某種共性。將複雜的證候,首先縮小到某個病的範圍內來,此即為辨病過程,然後再進一步在這範圍內(根據其脈、症、舌等)進行辨別,在不同人身上找出他的個性(矛盾的特殊性)這是辨證過程。針對其特殊性,施予不同治法、方藥。所以辨病和辨證是同時進行的,但有先後,先辨病後辨證。這就是為什麼《金匱要略》在每篇之首冠有某病脈證並治的原因。
有時候在辨證過程中,一時不能明確診斷是什麼病,即可以證名病,甚至可以病因或病機名病。例如病者出現嘔吐為主症,其他症狀不明顯者,即可診為嘔吐。例如,一患者黃某,男,50歲。患者3個月前,曾經感冒後,出現自汗,每遇事緊張或聞響聲即感汗出,耳鳴不能看書報,睡眠差,頭皮及手指發麻,脈沉細,舌正常少苔。可診為自汗,以症名病。然後根據脈症再行辨證,辨為肝陰虛,肝陽上亢等。
必須指出,現代醫學的病名和中醫病名不一樣或不一緻,這是客觀存在的。中醫多數病名不是以解剖、病理、實驗室檢查和輔助檢查為依據的。中醫一個病,可包括西醫幾個病,西醫一個病也可以包括中醫幾個病。這是二者的學術理論不同所緻。因此在臨床過程中可將兩種病名分開。除非特殊情況。例如《傷寒論》有太陽病、陽明病、少陽病等;《溫病》有春溫、風濕、暑濕、濕溫等;《金匱要略》有痙病、胸痹病、心痛病、痰飲病。現代醫學沒有這些病名。二者一時難於求得統一,但有時也可互相參考,如胸痹與心絞痛(冠心病)等。
這裏值得一提的是,中醫的辨病與西醫的辨病是不同的。西醫辨病是建立在解剖學、組織胚胎學、病因學、生理病理學等基礎上進行的。它必須借助於臨床表現,實驗室檢查和其他多種輔助檢查等為依據來明確診斷。從這一點意義上來說其診斷相對明確,因其辨病比較細緻具體,特異性較強,故治療起來針對性較強。中醫的辨病多建立在症狀的基礎上,其診斷往往憑藉臨床表現,含症狀、病因、舌、脈以及一些觸診等,因此顯得比較粗糙。比如,胃脘痛,中醫往往憑患者的症狀和部位切診(觸診)等來作出診斷。而胃脘痛的診斷則較為籠統,究竟是旨十二指腸潰瘍抑或慢性胃炎,或神經官能症或其他病,則不能更進一步明確。
但是,西醫的這些診斷儘管有其優越性,也有一些問題,就是過分強調局部病變,忽視了人體的整體性,忽視了局部病變與整體的關係。例如潰瘍病與人體抗病能力(正氣),潰瘍病與精神的關係,與季節關係,與時間關係等等。因此,西醫理論存在一定的機械性、片面性。自然科學發展到今天,儘管不斷地補充創新,但仍然有很多實際問題還弄不清楚,以及無法解決的。也就是說還有很多現象,包括自然現象及人體內的許多現象還不能用今天的科學知識加以完全闡釋。因此在不少疾病的防治措施上顯得比較貧乏,甚至束手無策。有些病甚至還無法作出診斷。
中醫的辨證論治也有明顯的優點,就是整體觀念比較強,比較重視人體內在的抗病能力,即所謂人體正氣。對疾病的發生發展以及預防和治療,也是從人與自然界統一的整體性,以及人體內部臟腑之間、臟腑與經絡之間、表裏之間、上下之間的相生相剋以及互相維繫互相制約等關係,即對立統一的整體觀來分析判斷疾病的產生、發展,及診治和預防。這種理論具有樸素的辯證唯物觀點,正如中南大學黃建平教授在他的《中醫學方法論》一書中,在比較控制論、信息論與中醫的方法論的相似之處時指出,中醫理論處處有系統觀,如陰陽(五行)系統,藏象(經絡)系統等;並認為,中醫的“審證求因”“辨證論治”是與黑箱原理相結合的;中醫學理論經過了兩千多年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樣反復的臨床實驗和總結,防治疾病的經驗十分豐富,特別是辨證論治的臨床分析。這點在許多西醫難於作出診斷或無法診治的疾病,其臨床實際意義,顯得尤為突出,以2002~2003年春發生的SARS病的防治中就可以證明這一點。由此可見,中醫的理論和診治疾病的方法和手段跟西醫是不同的。但它們都是科學的,目的都是相同的,就是治好病。到目前為止,二者仍未找到統一的結合點,但不能因此而用一方的理論來否定另一方,更不能輕易的用一方的理論、觀點、方法來改造另一方。必須二者並存,各自發揮。